本月初,蘇格蘭「太陽報」刊出八名「全球最性感的女性政治人物」,細看新聞內容,這不過是由該報一名專欄作家圈選的名單,毫無代表性可言,國內卻有不少媒體轉載,可以看出媒體對「政壇」加「美女」花絮的飢渴。而正逢國內兩大黨進行初選,也常看見不少年輕女性參選新秀,以「美女刺客」「正妹」甚或「女僕」等形象搶攻媒體版面。儘管在這個表演政治當道的社會氛圍下,打美女牌迎合媒體及輿論慣有的男性凝視,容易達成行銷目標並引起注意;但從關心女性參政的角度而言,這個策略進一步的性別意涵,也應當加以討論。
某個程度而言,政壇出現年輕有活力的「美女」代議士,應算是台灣性別平權及解放的一個成果。相對於解嚴前女性參政者的形象或端莊保守(國民黨)或悲情堅毅(民進黨代夫出征典型),解嚴之後,特別是九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女性參政者無懼於標榜年輕、美貌、高學歷的形象,並且成功獲得選民青睞,不再像過去的參政女性需要刻意以「中性」或「無慾」的方式,將女性特質降到最低,以免「專業性」遭到質疑,確實彰顯了女性參政者的多元性。但是在異性戀男性支配的網路及商業體系下,這樣的多元解放很快就被獵捕美女的魔咒所控制。
這股政壇女性「美女化」的現象,當然並非台灣所獨有。事實上,追溯「美女刺客」一詞之由來,一般直指2005年日本眾議院改選時,前自民黨首相小泉純一郎派出「美女刺客」空降各選區,大敗其他政黨大老而贏得大選的奇招。接著在2009年,民主黨也以牙還牙,推出另一批「美女刺客」空降挑戰自民黨大老,果然再度奏效,造成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空前慘敗。包括當年小泉的頭號美女刺客小池百合子,也敗給民主黨美女刺客江瑞貴子,最後僅靠比例代表選制勉強敗部復活。不過,美女刺客究竟除了勝選之外創造出什麼有持續性的政績,台灣媒體並不感興趣,看不見相關報導;惟對於「新舊美女」「女人之間」的戰爭與勢力消長,媒體永遠是樂此不疲、津津樂道。
前陣子台北市議員民進黨的黨內初選中,也因為兩位同選區女性參選人同時以「女僕」扮裝造勢,而引起媒體廣泛報導其激烈競爭。其實仔細檢視這兩位穿著華麗「女僕」裝的女性參選人資歷,雖然年輕,但都是具有高學歷以及一定程度政治專業歷練的優秀新人,足以成為許多年輕女性的角色模範,也應當可以獲得許多女性的選票支持。但是,在選戰策略上,複製或挪用「女僕」這個以男性為主人、女性為僕役之角色扮演為賣點的消費文化,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說,實是很反動的「俏皮」或「幽默」。
我們似乎因為身處在過度氾濫的「美女炒作」的氛圍,因為習慣了媒體在任何一個領域發掘、比較「誰最美」的癖好,而忘記這種「美女炒作」的性別壓迫意涵,那就是美國知名女性主義者Naomi Wolf早在20年前就點名批判的「美貌神話」。相對於過去女性直接被視為次等公民,受到歧視性的法令、制度、社會規範的打壓,今日看似擁有平等權利的女性,卻往往在「美貌神話」的霸權影響下,被灌輸一種恐懼老化、恐懼變「醜」、自我憎恨的黑暗情緒。美貌神話取代了法律制度的壓迫,繼續控制女性、使其不得解放。這個神話不僅擁有資本龐大的時尚、美容、瘦身等產業為其物質基礎,更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地位—日常生活中每一項關於「美女」的歌頌或建構,都在重複並且鞏固「女性美貌才有價值」這樣的霸權論述。
美麗應當是令人感動的。但是今日「美女刺客」「正妹」「女僕」等相關建構,所欲彰顯的並不是每個人身上獨特的、令人感動的各種美麗,而是侷限於某種年齡、身材、長相的標準化「美貌」。因此這些口號看似流行新潮,說穿了還是落入資本主義父權偏好的老套。此外,「美貌」與「女性參政」的持續連結,除了帶來前述鞏固整個社會美貌神話的後果,還容易對女性參政者造成三種負面效應:
其一,它使得參政女性(特別是那些打著「美女牌」出線的女性)隨時要接受「美貌」的檢視。但是外在容貌隨著年齡的增長必定會改變,因而需要更多的「維持成本」,增加女性參政者的「面子、裡子都要兼顧」的負擔和壓力。就算不靠「美貌」出線的女性參政者,可能也需要不斷容忍這種美貌檢視帶來的騷擾。
其二,如果參政女性成功地克服外界「美貌」的檢視(也就是持續地保持她的「美貌」),她可能被認為是靠美貌而出線,她的專業表現將持續被忽視、矮化,甚至造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的效果,連帶影響女性參政者本身的主體穩定與自信。
其三,它使得其他有專業但不符合「標準規格美貌」的女性參政者,可能相對遭到不利益甚至排除。如果女性需要長成或裝扮成某種樣子才能受到注意及當選,這自然是女性參政最大的反挫及壓迫。
因此,不論從宏觀的性別政治,或是個人層次的身體自主考量,我們都應意識到「美女」策略背後分化、矮化女性的政治後果。自主進步的新世代女性,尤其應當對於這種選舉策略有所警惕,甚至進一步反擊媒體刻意加諸的這種建構。
(本文刊登於玉山週報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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