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與政黨政治

社會運動團體利用選舉時機炒作議題、表達訴求，是一個可以理解的運動策略，因為代議民主體制經常造就出一批批很自我的政治人物，只有在連任壓力下才「聽得進」與自己利益或價值不同的聲音。

先前幾個不同教改、學生團體成立的反高學費聯盟，利用總統大選的時機施壓，逼使藍綠陣營先後開出「免利率就學貸款」和學費兩年不調漲等政治支票，公共論壇上有關高學費的合理性與否之討論也大幅激盪，對於教育、教改的討論都有深化的貢獻。姑且不論這些支票開得是否合理、能否兌現，目前看來這樣的運動策略已發揮很大威力。

但是在利用政黨矛盾獲得舞台的同時，社運團體應切忌選擇性批判，否則在台灣目前的政治脈絡下，很容易就讓政黨矛盾蓋過社運主體，也就是許多人會把這些議題簡化為政黨之爭，而放棄深究教改亂象究竟該如何補救。這不是社運者自己宣稱「中性」「不怕抹黑」，就可以不管的，因為它影響到的是社會運動在台灣僅存不多的自主形象，和人民對改革愈來愈低的期待。

從這個角度來看，先前「快樂學習教改連線」對阿扁電子報上的「失言」窮追猛打，卻對在社會改革上一向走保守路線的連戰示好，就是一個令人錯愕也不必要的行動。如果不是有少數學生擔心造成被收編的形象而阻擋連戰拜訪，「二次教改」主題與論述再正確，也難免葬送在台灣激化的政治對立情勢下。

社運並不是不能選擇理念相同的政黨合作。在美國，許多議題的社運團體可以公開支持民主黨，因為民主、共和兩黨有著明顯不同的政治哲學和政策主張，而社運與民主黨較為一致。但是台灣檯面上的兩組總統候選人對教育有什麼不同的願景？對於教育資源重分配必須牽連的稅制改革問題的理念又是如何？在兩組候選人對教育經營的願景（如果有的話）大同小異的情況下，「選邊站」實在很難從運動主體的立場來合理化。

利用政黨競爭來將教改議題搬上檯面，固然能受到政治人物和媒體的重視，甚且有可能真的動員「十萬人大遊行」，運動者也不宜高估自己擁有的「群眾」，因為群眾很可能對「反高學費」的配套政策並不清楚，或根本反對。反核四遊行從九0年代初期的幾萬人到〈民進黨執政後〉剩下一千多人，很殘酷但也很真實的反映了不靠政治動員的社運在台灣的淺薄草根。政治動員來的群眾往往只是曇花一現，這樣的「實力」展現或能幫助一黨打擊另一黨，但對政策的理性討論與反省並無幫助，只是不斷消耗台灣的社會資本，或加深運動者與特定政黨的嫌隙，所為何來？

如果教育是一個全民關心的社會再造工程，運動者應該集中精力在爭取所有政黨的允諾與支持。台灣人民被迫在兩組均不令人滿意的政治團隊中「二選一」已經夠慘，社運界若不能超越政黨鬥爭提供第三條路，台灣社會改革的進程恐怕更加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