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革命——經濟在地化

這個月初（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來自亞太地區二十多個國家約一五○位綠黨代表及綠色政治運動者，齊聚北市天母會議中心參與第二屆的「亞太綠人聯盟會議」（Asia-Pacific Greens Network Congress）。大會通過的十七項決議當中，對台灣頗為關鍵的一項，即為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以協助台灣參與國際氣候談判並接受規範。

此外，大會也通過支持四月二十二日才在玻利維亞落幕的第一屆「世界人民氣候變遷與大地之母的權利會議」的結論。該場會議明確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典範轉移的必要。同時更指出：如果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生產模式沒有改變，氣候變遷問題不會解決，大地之母也只有死路一條。

大會的另一個焦點是第二日上午的專題演講——由土瓦魯總理葉雷米亞（Apisai Ielemia），以及印度種子銀行的創辦人范達娜席娃博士（Dr. Vandana Shiva）同台對話。

葉雷米亞總理代表的是氣候變遷的第一批受難者——目睹土地家園逐漸被淹沒的太平洋島國人民。在去年底丹麥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上，他嚴厲批判已發展國家及中國代表的敷衍，而被視為「哥本哈根英雄」。席娃博士則是世界知名的環境生態運動者，過去三十年來積極結合小農，抵抗跨國企業對土地與生物多樣性的剝削與侵害，鏗鏘有力地倡議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

兩位國際環境政治的重量級人士在綠人會議上同台，足以看出全球綠色政治聯盟版圖的擴大。面對著資本主義貪婪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與生態環境惡果，跨國串連的綠黨，已經成為對抗全球化的體制內關鍵力量。

政府被企業綁架，何來民主

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會議的過程及成果，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幾乎不見報導，也反映出主流媒體對於全球綠色政治力量及反全球化運動的陌生或低估。這樣的陌生或低估，很大程度是台灣社會長期被右派意識形態支配的結果，卻也回頭繼續鞏固右派意識形態的壟斷位置。於是，在ＥＣＦＡ的辯論中，我們看到兩大黨的領袖及兩派學者專家，多半自限於「透過中國的自由貿易」或是「不透過中國的自由貿易」的選項中掙扎；「自由貿易」背後的經濟全球化邏輯——要追求自己的「比較利益」才能有「國際競爭力」——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前提。

然而，由兩位英國綠黨領袖麥克．伍汀（Michael Woodin）和卡洛琳．魯卡斯（Caroline Lucas）所著的《綠色全球宣言》，早就對於全球化隱含的「經濟的新殖民主義」提出解構與警告。他們指出所謂全球化，不外乎是方便跨國公司利用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勞動）與環境標準，作為牟取其絕對利潤的來源，所創造出的全球性生產體系。「自由貿易」所欲去除的不只是關稅，而包括攸關勞工權益、環境保育、社會公平與糧食安全等一切民主政治應堅持的原則。一旦它們「影響競爭力」，就是自由化的障礙。企業隨時可以用「移往管制較寬鬆的地點」來威脅政府。政府被企業綁架，何來民主可言？

因此伍汀與魯卡斯主張以「經濟在地化」，作為取代全球化的經濟模式。經濟在地化是一場綠色經濟革命，它同時訴求經濟、環境與民主權力的重新分配。在地的、綠色的經濟發展有三項核心原則：一是尊敬在地自然體系的限度，不以環境破壞為經濟發展的代價；二是追求公平與正義，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應集中少數人身上、擴大貧富差距；三是必須受到民主的節制，在地經濟的發展方向不再由跨國企業與組織支配，人民能夠決定自己想要的經濟發展方向，並增加經濟利益公平共享的可能。

經濟在地化，才能以小搏大

經濟在地化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國家經濟與自給自足的在地經濟，並且確保環境保育和草根民主的價值可以同時獲得實踐。有這樣的行動依據，台灣在面對氣候變遷、自由貿易等全球議題時，才可能在強權環伺的處境中，具備以小搏大的戰略位置。關於進行這場綠色經濟革命需要什麼樣的條件，伍汀和魯卡斯在其專著中有詳細的介紹，此處不再贅述。然而，光是根據前述三項在地化經濟的原則，我們就可以清楚看見過去幾年來，政府為了擴大發展被認為有「比較利益」的所謂「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輕易犧牲經濟在地化中不可或缺的農業、土地和水資源，無非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典範下遭企業綁架、棄守民主價值的印證。

在亞太綠人會議結束不久，全球綠人的網絡又傳來一封英國綠黨的好消息：前述《綠色全球宣言》的作者之一魯卡斯，也是英格蘭與威爾斯綠黨的領導人，在極不利小黨候選人的單一選區制下，仍於五月七日獲得歷史性的勝利，當選成為英國第一位的綠黨籍國會議員。這封簡訊，再次印證全球綠色政治力量的逐步茁壯，台灣的媒體、企業、政治人物和人民，該醒一醒了！兼顧經濟、環境與民主的發展模式，不是紙上談兵的烏托邦想像，而是解決地球免於災難與滅亡的唯一解方。

（本文已刊登於財訊雜誌第346期）